在西板这样的小村落，只有老人和小孩在家的空心化问题是毒品快速蔓延的因素之一。

西板一位村民拿出正在戒毒的儿子照片。

   日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合成毒品滥用情况比较突出，原来是在大中城市，现在已经开始向一些中小城市，包括县城、城镇、农村地区发展蔓延。”

    今年，国内多家媒体也都在关注一个现象：涉毒犯罪正在从城市走向农村。

    今年3月上旬，记者走进一个正在遭受毒品侵蚀的乡村。显然，与城市里强势的防范打击条件相比，在来势汹汹的毒魔面前，这个村庄显得是那样的孱弱。

    吸毒贩毒及其衍生的其他罪恶，正在骚扰着这个贫瘠的村庄

    3月4日，一条笔直敞亮的水泥路，把记者从五通镇上带到7公里外的仁和村委。当地人把它和相邻的西南村委编了一条顺口溜：“西南贩毒，仁和吸毒”。

    记者落脚的地方叫西板村，由四个寨子组成，看上去寥落冷清。除了在田地里晃悠的老牛，到处都显得那么寂静无声。50多岁的李春元正在家打扫二楼的房间，老伴擦着窗户上发白的喜字说：“这是儿子和儿媳的新房，年底他就放出来了。”

    2010年，李春元28岁的儿子阿德因贩毒被判刑三年，还有大半年刑满。2008年底，刚结婚半年的阿德染上了毒品，2009年在与人毒品交易时被警方抓了现场。“如果儿子出来了，希望媳妇也回来，还能成一个家。”李春元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了。

    在西板，因毒品而破碎的并非李春元一家。村里的阿芬，因长期注射毒品，在2010年丢下老父和妻女撒手人寰，年仅33岁。

    这些吸毒者的故事，在村里人尽皆知。但悲剧却没能阻止其他人与毒品的接触。

    村医阿萍告诉记者：“这两年，（吸毒的人）蛮多的，我遇到过很多次了。”

    “半夜，有人来敲门敲窗，想买一次性注射器。”她说，从敲门人颤抖的声音里都听得出来是毒瘾犯了。另外，村里有些人曾暗示她，让她进一些地西泮针剂（安定），说“一定生意好”。

    当地警方介绍，最早是在2005年前后，“输入型”的吸毒人员打破了这个村庄的宁静。

    仁和村委会主任李良明是西板村人，他告诉记者：“这些年到外地做生意、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有钱了，在外面染（毒品）的就多了。”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小册子，给记者细数着：“去年，西板抓了两个，今年抓了1个……”

    据了解，西板村共300来户1000多人，除了外出打工的以及老人小孩，留村的年轻人不过100来人。但李良明估计，目前大概还有10到15个“药仔”（吸毒者）呆在村里。

    “有的人在外地或镇上染上毒品后，连吸带贩，开始传染更多的人。”李良明说。

    2011年5月，村上一名网上在逃人员阳某回家过端午节，被警方抓获。民警还没出门，两名附近村上的吸毒人员竟找上门来要货，给了民警意外的收获。

    据警方介绍，农村毒品来源比较单一，基本是“手递手”的买卖，普遍存在“一个带一个”现象。20元至50元一包的劣质毒品，通过“赠吸”、“诱吸”的方式，把更多人带进吸毒圈。这样的毒品网络，几乎能控制一名吸毒者的所有。

    西板村民李某染毒后，把家里能换钱的东西都偷出去卖了，家用电器都卖光。一次毒瘾发作，他在屋里撞墙、哀嚎，拿菜刀乱砍一气。

    李良明说，这些人一般不会被送去戒毒，因为家属大多不愿意或者无力负担自愿戒毒的费用。

    据了解，目前自愿戒毒费用大约在每月1800元至4000元之间，这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无法承担的。所以，多数农村吸毒者，只要染上毒品，就注定了两个结果：要么被公安机关抓获、然后送去强制戒毒，要么就是等待最后的死亡。

    而毒品进村，同时带来了暴力和犯罪。“在西板这地方，每年总有十来起抢劫，为了弄钱买毒。本村人不抢，抢外面人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此外，频繁的偷盗令村民们防不胜防。村民李满满告诉记者，去年，村里家家都被贼“光顾”过。西板还是个比较贫困的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但显然，吸毒贩毒及其所衍生的其他罪恶，正在肆无忌惮地骚扰着这个贫瘠的村庄。

    农村地区孱弱的“禁毒防毒”体系，就像一张一捅就破的纸，很难挡住毒品的渗透

    事实上，像西板村如此遭受毒品侵蚀的现象，只是目前农村地区的一个缩影。乡村里孱弱的“禁毒防毒”体系，就像一张一捅就破的纸，很难挡住毒品的渗透。

    据广西大学硕士研究生马玉军做过的一个调查统计：作为农业大省的广西，近年来农村现有吸毒人数占到全区现有吸毒人员的50%以上。

    记者也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随着城市不断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城市里公安机关加强对行业场所的管理，加之城市禁毒宣传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居民禁毒意识的提高，使得很多吸贩毒人员在城市活动的难度加大，一些人便到农村地区隐藏或发展毒友，这也使得毒品渐渐向农村蔓延。

    李良明介绍，目前，村委唯一能做的“防毒”措施，只是口头宣传。事实上，挨家挨户的禁毒宣传都很难做到，“只是发现谁家有人吸毒了，就去劝，用处不大。”

    在李良明的村委，基本没有多余的经费进行禁毒管理，“就连张贴几张治安宣传画都没有多余的钱。”去年，也制作过一些禁毒方面传单、资料，不过一年也就一次，那还是镇司法所牵头，村里并没有能力去完成。

    缺乏有效的宣传，缺乏禁毒知识的普及，农村人口对毒品缺乏基本认识成为很普遍的状况。对冰毒、摇头丸、K粉等人工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村民们更是知之甚少，更别提对其危害的认识。因此，一旦那些无知的年轻人们接触毒品，就很容易沦陷。

    以西板为例，每年全村60%以上的人口外出打工，村里已经严重“空心”，留在村中的，多半是老人和小孩。

    村民李企发今年40余岁，他说，村里他的同龄人里吸毒的很少，有偶尔吸过的也戒掉了。容易染上毒瘾的是年轻人。“有的十五六岁也开始吸毒。”

    24岁的李明（化名）是3年前染上毒品的。他的父亲介绍，李明小学四年级辍学，2008年底随父母到汕头打工，在那里接触到毒品，从此深陷进去。

    “有的孩子在吸毒，父母却根本不知道。”李良明介绍，因为农村吸毒者大多年纪较轻，没有或很少收入，一旦染毒，为筹集毒资，大多都会走上以贩养吸的路。

    前面说的阿德在被捕前已经5次贩卖毒品。他告诉父亲，在镇上打工时，是朋友免费请他“嗨”药。但等他上瘾后，朋友就要他付钱了。没钱怎么办？朋友让他帮带货、卖货。毒瘾难耐的阿德“迫不得已”选择了以贩养吸，游走在当地的网吧、宾馆之间，成了一名毒贩。

    当地警方介绍，此种“诱吸”，成为年轻人染毒的主要途径，并以此编织起农村毒品扩散网络。当地在禁毒宣传上已经是如此软弱无力，再谈到对毒品的“打防控”，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以仁和村委来说，因为各自然村里的多数人口常年在外打工，人员来来去去流动性大，村委对各村吸毒人员的摸底调查十分艰难。而对当地农村来说，人员外出染毒比例大且基本处于失控状态，地方基层政府对这些外出染毒人员基本掌握不了名单，管控帮教无从谈起。

    据了解，去年下半年，县禁毒大队也曾在五通镇当地农村开展过一次集中打击，形成了一定威慑力，但很难以形成持续效果。对毒品的日常防控，无论是村委会还是辖区派出所，都显得有心无力。

    当地五通镇派出所一位负责人也向记者介绍，由于警力和车辆严重不足，光靠十几个民警，确实很难覆盖农村地区的巡逻或控防。而缺少“外援”，让村委干部对村里的防毒工作也少了信心。

    如此种种防控短板，使得当地毒品的蔓延渐渐不容易遏制。

    在当地采访时，人们向记者说起一件很惊人的事：今年1月29日，大年初七，五通镇上一间电器商店突发大火，一位老人葬身火海，一位中年妇女跳楼逃生时摔成重伤。记者从镇政府得到证实，此案犯罪嫌疑人是一名吸毒少年，为筹毒资而进店盗窃，最终却酿成大火。

    当地的人们，因此而对整日游荡在乡间的那些外表特征明显的吸毒人员如同躲鬼一样避而远之，既怕受到这些吸毒人员的骚扰和侵害，更怕自己家的孩子沾染毒品。

    不得不说，毒品犯罪向农村的发展，相对于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涉毒犯罪更为危险。原因是农村教育相对落后，农民法制观念比较淡薄，更容易被涉毒犯罪分子蒙骗；农村警力相对匮乏，对于涉毒犯罪行为的侦破能力较弱；农村医药卫生设施不健全，吸毒人员管理和防范力量不足。

    这些，都成为当前农村地区防范毒品侵害要面对的直接问题。

    禁毒官员：禁毒预防宣传教育是事关禁毒成败的大事

    在西板村的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特征：染毒者大多是留守青少年，基本外出打工过或随父母在异地生活过，受教育程度低，长期疏于家教，无职业。

    很明显，相比之下，如果说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还知道毒品的危害，那么在乡村，人们甚至连对毒品的基本危害常识都不懂，很多人仅仅是觉得“好玩”或者“新潮”，这种愚昧的状态让很多农村青年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

    一些警界人士因此告诉记者他们的经验：禁毒的关键不在于禁，而在于防患于未然。大力加强禁毒宣传，提高群众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才是防止毒品蔓延的关键。

    市禁毒办主任李群锋曾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过：禁毒预防宣传教育是事关禁毒成败的大事。而宣传中，要充分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基层单位、社会组织和禁毒志愿者的宣传教育作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我市平乐县警方，在当地阳安乡的陶村，因为采取了“警民互动禁毒”模式而取得成效。

    陶村是一个大村，3000多村民中的大部分都在广东打工，其中一些年轻人在外染上毒品的同时，还回村“传染”了留守青少年，使原本良好的村风日趋恶化。

    当地警方毒情调查证实，全村吸毒可疑人员竟达数十人，是平乐县吸毒违法犯罪最严重的行政村。

    县政府获悉情况后高度重视，组织警力开展整治工作。事先，民警发动村里党员干部，由他们自发组织“陶村禁毒小组”，协助和配合警方一次次深入田间地头走访调查，摸清村里吸毒人员的基本情况和动向。今年2月，精心组织了数次统一行动。行动中，“禁毒小组”的村干和治安积极分子领着民警去吸毒人员家，亲自叫开门，为顺利控制吸毒人员创造便利条件。

    到现在，村民们通过警民协作禁毒的过程，充分认识毒品的危害，在这种“警民齐动手、粉仔无处躲，人人参与禁毒”的氛围下，村风民风明显好转，村民安全感明显增强。

    据报道，与世界毒品产地“金三角”毗邻的云南德宏州，是毒品危害“重灾区”。近年来，该州动员农村党员坚守禁毒前沿，竟创造了851个村民小组禁绝或堵住毒品的奇迹。

    而在我区与越南接壤的上思县对河屯，在全屯37名村民涉毒、且已死掉2人的严重现实面前，村人自发组织成立“禁毒协会”，在村口设立“禁毒治安岗”，24小时轮值，3年时间里没让一克毒品进村。

    走出受毒品困扰的西板村，记者深受触动。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中国，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如果在我们身边继续存在“西板村”而不能有效控制，则毒品真有可能再一次变成国人的祸害。

    如果把城市比做一个身体，广阔的乡村就是城市这个身体的发肤和肌肉。而毒品就是癌细胞，一旦它在我们的身体任何部位着床，就会吞噬和感染周围的组织，催垮免疫的堤防。换言之，即使毒品是在偏远的乡间蔓延，其最终还是会伤害到城市。

    我们期待，平乐的“警民互动禁毒”模式，可以为更多的乡镇所借鉴。

    一人吸毒，全家痛苦。临桂县五通镇西板村的毒品泛滥现象，让人心情无法轻松。

    我的出生地也在五通，所以对于这种现象，我更感切肤之痛。就在不久前，我的一位五通亲戚还准备把即将小学毕业的儿子，想办法送到县城读书。他忧心忡忡地说，看到那些徘徊在学校周围的“粉仔”，他害怕孩子会受到影响。

    五通镇是原义宁县府所在地，历来为桂北四大古镇之一，这里的人们勤劳、聪明、敢想敢闯。且不要说蜚声国内的五通农民画，这里还曾经走出了无数美发师（其中很多就来自文中提到的仁和村委），他们操持着近乎粤语的五通话，走在时尚的前端，一度引领了桂林美发行业；在全国各地开店卖桂林米粉的桂林人，也基本以五通人为主。当然，还有更多的五通人和全国各地农村的人们一样，长年累月在外地打工做生意。而不管是走出去的，还是留下来的，确实有不少五通人改革开放后发财致富了。

    然而，再多的财富，一旦面对毒魔的侵袭，却又显得如此弱不禁风。

    我们不妨来算一笔账。保守估计，一个吸毒者一天的花费是100元，如果一个村庄有20名吸毒者，每天的消耗就是2000元，每年的消耗就是70万元左右。这样的巨额消耗，足以让多少脆弱的农村家庭破产；这样的无底洞，对于一个村庄来说，足以成为拖累发展、极大破坏生产秩序的毒瘤。

    眼下，我们正处于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在这场波及所有城市和农村的转型浪潮下，很多农村不可避免地陷入空心化的尴尬。相对于城市，农村的资源配置，远为不足。就拿禁毒防毒来说，在城市已经构筑了比较完善的网络，但是在地广人稀的农村，这样的网络却还很脆弱，不管是宣传力度，还是打击手段，都尚待完善。贩毒分子正是瞄准了这样的空当，把一些对毒品缺乏基本认知的农村青少年，纳入吸毒的陷阱。

    所以，破解农村毒品泛滥之道，要加大资金、人员投入，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并及早在农村建立起防毒禁毒的网络，及时挽救那些深陷毒品的瘾君子，防止毒品的蔓延扩散；另一方面，则要加大打击力度，尽可能地掐断毒品的源头，堵住毒品流通的渠道，最大程度地保护农村人口免受毒品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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