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在“桃源书院”里诵读四书五经。

     在阳朔杨堤，一家以传统教育为主要特色的书院正悄悄扎根。

    说到“私塾”，这已是一个只出现在历史书里的陈年旧词。但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来说，他们不远万里将孩子送到这个像私塾一样的学校，是因为他们笃信：孩子能从国学经典中吸取最优秀的养分，从而学会做人。

    与此同时，相比8年前，这间书院也悄悄发生着一些改变：除了四书五经，孩子们在这里也要学习数理化等现代科学。

    书院的这些变化，是向现行应试教育体制达成的妥协，而不得已为之的回归？还是为求得生存空间，在寻求一种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教育的一个平衡点，从而实现新的突围？

    读四书五经的书院

    距阳朔县杨堤乡约3公里的桃源村，紧邻漓江。穿过几十户人家的村落，能看见一面围墙、一栋3层白楼，一面在操场中央飘扬的红旗——— 典型的学校布局。

    这里曾经是桃源希望小学的校舍，小学后因教育资源整合空置，如今，它变成了“桃源书院”。

    名为书院，但它更像一间规模大些的私塾。

    一间教室里传来的，是孩子们整齐而有韵律的朗诵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老师站在讲台上领读，黑板一端挂着大幅的孔子画像。

    端坐课桌前的十来个孩子聚精会神地跟着大声诵读，他们年龄最小的4岁，最大的只有11岁。

    在诵读的过程中，老师会对这些晦涩词句的含义稍作讲解，与曾经的“私塾”相似“不求甚解，只求熟读背诵”，仍是其基本的“教学原则”。

    课间见到这些孩子时，他们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彬彬有礼，见到人，每个孩子都会肃立一边，微微躬身问好。

    在这里，年纪最小的是来自贵港的覃颜兆，今年才4岁的她，已经能流利背诵《弟子规》。

    这些孩子们的生活方式，明显与一般学校不同。

    午饭时间，孩子们会自觉排着队进入餐厅，和老师们一起坐下，待生活老师分发了饭菜后，要一起说一些感谢的话语，才算正式开始吃饭。

    令人惊讶的是，孩子们碗里的青菜，大多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劳作：学校围墙外的一亩多地里，那些长势不错的菜花和油麻菜，是师生们一起播种下的。

    在这里，课余时间显得很充足，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学习毛笔字、国画以及八段锦、五禽戏等传统武术。在这里，没有英语加强班，也没有奥数。

    家长们把孩子送到这个远离城市的角落，是冲着这里主课国学经典而来。

    一些家长对国学经典给孩子带来的细微改变感到满意。一位年轻的母亲蒋冬燕告诉记者：“有一次，带孩子外出，路上孩子喊口渴。我故意指了指路旁一棵挂满果子的树。我很意外，孩子脱口蹦出一句‘倘不问，即为偷’。”

    但在书院创始人毛勇看来，孩子能有这样的表现，不会让他有任何意外。在他眼里，国学经典是真的宝贝。

    “这些古籍之所以成为经典，是经过漫长岁月洗礼和沉淀的，蕴含的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精华。”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的毛勇坚信，对于孩子来说，无论是智力开发、文化传承还是道德教育，国学经典教育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却也恰恰是应试教育的短板，而这，正是他创办“桃源书院”的理由。

    毛勇告诉记者，“桃源书院”的开办，有来自现实的借鉴。

    2002年，被媒体称为全国第一家“现代私塾”的孟母堂在上海创建；2年后，深圳也有了“私塾”——— 蒙正学堂；紧接着，苏州的菊斋私塾、温州的童学馆、徐州的墨香斋等相继出现……

    这些已经带有浓厚现代学校气息的“私塾”，其教学阶段涵盖了幼儿园、小学、初中乃至高中，与其它学校不同的，是诵读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成为其贯穿始终的教学核心内容。

    来自体制内教育的探索

    曾经有一则新闻，说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对自己的孩子，选择了在家自己教育，而不是送进学校。

    “如今的学校教育，基本上是填鸭式应试教育，”郑渊洁的理由是，这样的教育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不利于孩子的发展，“完全适应如此教育方式并如鱼得水的孩子，不会是创造型人才。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是创造型人才，不需要只能重复前人知识的考试机器，孩子们日后能否出人头地取决于他具不具有创造型人格。”

    事实上，很多人也意识到了现在中小学的德育问题，也都希望从国学经典中寻找德育的突围方式。

    桂林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韦海荣告诉记者，在“国学潮”的影响下，桂林也有不少学校在摸索进行经典教育。

    去年岁末，桂林市十三中在校门口立起一面“国学墙”，将节选自《三字经》和《弟子规》的一些句子刻在墙上。校长莫小鸣说，这些句子里包含中华传统美德和基本的人生道理，学校希望孩子们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但这些内容，却很难正式进入学生们的课堂。

    “我们学校早在七八年前就开始了以经典教育加强德育的探索，但到现在，它的空间也仅局限于主题班会和一些课外活动。”桂林一所中学的负责人向记者坦言，德育教育的效果并不明显，如果花大力气推行经典教育，必然会挤占其它科目的学习时间，结果很可能是费力不讨好。

    “现在的环境下，升学率是衡量一所学校好坏的核心标准。学校作宣传，也不得不拿出学校的应试成绩来说话，因为多数家长更看重这些。”这位负责人认为，对于最后必须接受国家统考来检测教学成果的学校来说，大规模推广国学经典教育或其它德育形式，实在不现实。

    韦海荣介绍说，在国学经典教育方面，桂林的中学不如小学开展得有声色“升学压力不同，是其中一个因素。”

    一家学校的老师告诉记者，“语文、数学、外语、自然、科学……教学大纲规定的课程，已经把学生的课程表安排得满满的，哪还挤得出时间进行经典教育？”

    在这种状态下，毛勇认为他找到了自己进行教育探索的空间。

    毛勇告诉记者，创办这个“桃源书院”，原动力就来自于对体制内教育的困惑。

    2004年，毛勇在澳洲花园小区的一间空房里，开办了“青青子衿学堂”，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对孩子进行国学经典教育。在这里，毛勇尝试着组织学生诵读《弟子规》、《三字经》、《论语》等典籍，并让孩子们践行。“确实有成效，很多家长反映，说孩子开始体谅父母，主动做家务。”

    2010年，“青青子衿学堂”搬到桂林南郊雁山园，开始实行全日制招生。

    这时的“青青子衿学堂”其实更像一个私塾，按照“诵读经典”的传统私塾方式进行教学，并尝试孔子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

    毛勇说，每一个学习了国学经典的孩子，在一段时间过后，确实能让人感觉得到一些细微的变化：懂礼貌了，会关心人了，知道怎么去尊重父母了，懂得待人接物的礼节了……

    毛勇从这种观察中获得更大的信心，希望扩展私塾的规模。

    教育突围的现实困惑

     从“青青子衿学堂”到“桃源书院”，已经有不少家长慕名，不远万里愿意将孩子送到这里。

    家在南京的叶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叶先生的儿子此前在南京市一所小学念书，受环境影响，开始沾染说脏话、打架等恶习，叶先生决定找一所更注重孩子思想品德教育的学校。

    “找了大半年，选中了‘桃源书院’，虽然离家很远，但我相信传统文化的教育能端正孩子的品性。将来，他才会是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一个学期之后，孩子的变化让叶先生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孩子待人变得很有礼貌，还主动帮我盛饭、端水。”

    尽管受到一些家长的追捧，但从“青青子衿学堂”到“桃源书院”，其现实处境却很尴尬。

    在最早出现“私塾”的沿海发达地区，“私塾”面临了来自各方的质疑和压力。

    上海“孟母堂”在2006年和2009年先后2次被叫停，被视为这种矛盾的爆点。

    毛勇曾去“私塾”聚集的深圳梧桐山参观交流，那里“私塾”的境遇，让他不得不思考“青青子衿学堂”的定位。

    “没有合法资质的话，‘私塾’很难过教育管理部门的关。”

    更让他担心的是，没有合法身份，也就意味着“私塾”没有学籍管理权，无法与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实现对接。“那么，孩子完成‘私塾’教育后，如何进一步接受教育？”

    一些家长也有同样的担心：“比如小学在‘私塾’读完，但不学习规定科目的话，孩子怎么参加中考和高考？没有那张文凭，孩子今后怎么在竞争激烈的现实中生存？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叶先生说。

    《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适龄儿童必须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同时对于学校教育的内容也有明确规定。

    而“私塾”多采取寄宿制，学生无法分身同时接受两种教育，而“私塾”教授的内容也与现行教学大纲要求有较大距离。

    韦海荣表示，国家对于办学是有严格的规范和要求的，脱离现行教育体制的“私塾”，肯定难能获得允许。

    于是，2011年，毛勇将“青青子衿学堂”搬到杨堤，改名为“桃源书院”。这一次，他按照教育部门的要求，使硬件设施趋于完善。而孩子们的课桌抽屉里，除了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外，也有了语数外这些小学阶段的基础教材。

    孩子们除了晨读加上晚自习两三个小时的读经时间，正常课时所学的内容，已经与普通小学基本相同。

    毛勇的这些改变，为的是让自己的学校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学校，以得到官方的承认。

    “私塾”能成为教育的“桃源”？

    教育的改革和进步，允许官方和学校的探索，当然也允许民间的尝试。相比之下，民间的教育探索和尝试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是超前还是复古，这样的民间尝试最终都不得不与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达成一定的妥协，毛勇的“桃源学堂”的改变就是如此。

    “强调国学经典的教育探索之所以受到一些家长的垂青，说明我们现行的体制内教育一些弊端已经凸显，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王彦教授认为，学校在应试教育的钳制下趋于功利化，对于孩子们品行、道德这些与未来发展最为紧密因素的培养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比如，现在一些学校将德育全托付给每周几节的思想品德课，实际上这远远不够。

    王彦认为，无论是外地出现的“私塾”还是桂林的“桃源书院”，从一种教育模式探索的角度都值得鼓励。“学习国学经典，无论是文化传承，还是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益的。”

    不过，王彦对于这种探索也有一些忧虑和建议。“国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四书五经等典籍只是其中一个形式的载体，因此，国学教育要防止简单化。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用这些典籍教学时也需对其中内容进行甄别。”

    对于完全走回归路线的“私塾”，桂林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韦海荣则表示强烈反对：“五四时期，在很多大家的倡导下，母语教学用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包括后来私塾被废止，这都是历史的选择和进步。”韦海荣说，几千年的传统教育已经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此外，课程的设置蕴含着国家意志，体现国家的价值取向。“对于国学经典教育的探索值得鼓励，但前提必须是国家要求开设的课程不被挤压。”

    “桃源书院”能否成为教育的“桃源”，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关于学习国学经典的是非争议，现在也远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刻。

    或许，这一教育模式的价值，恰恰在于其能让教育思维多元化。至少，其引发的诸多思考，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和教学实践，仍是弥足珍贵的。

    眼下，我们的学校越建越漂亮，教师队伍越来越专业化，学生们也得以享受到越来越好的教育，这是事实。

    与此同时不应轻易否认的，是已在中国推行百余年的现代教育模式。这种最早诞生于工业化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已成为当代教育的国际标准。事实证明，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现代，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当下，不能设想，没有包括数、理、化、外等专业科目在内的中小学教育，何以培养出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的人才？

    因此，那种固守国学只认祖宗、完全拒绝现代专业学科的教育模式，毫无疑问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是一种背离历史潮流的乌托邦。这样的私塾，当然难逃被叫停的命运。

    当然，像桂林“桃源书院”这样结合了传统国学与现代教育的私塾，则又另当别论。我们注意到，这样的尝试近年来大量出现，倍受家长及学生的欢迎。人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对传统的回归。

    但我们认为，与其说这是一种回归，还不如说是一种突围。

    这样一种突围，源于现行教育体制德育的缺失。作为学校，不光是教给学生专业知识，更要教学生怎样做人，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品质。但在应试教育主导下的现行教育体制中，这恰是最薄弱的环节，学校往往只是应付了事。而那种“简单粗暴”的思想品德教育课程，更为学生所不喜。人们也很容易将当下社会上存在的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现象，追本溯源归咎于跛脚的教育。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传统的回归，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不管是教育界的有志之士，还是对现行教育失望的家长，都希望从传统中找到良方，弥补德育的缺失。而传统私塾中博大精深的四书五经，以及大量流传下来的经典，让人看到了补齐德育短板、实现教育突围的希望。

    但这种出于良好愿望的突围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呢？可以说不容乐观。这是因为，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会剧烈转轨的历史时期，道德的滑坡，固然有教育缺失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根源，还是在于包括诚信、公平等一系列社会规则的不够完善。在一个规则模糊的社会中，道德的底线，很容易失守沦陷。面对这样的沦陷，四书五经在历史上已经被证明不是灵丹妙药，现在难道就能药到病除？

    是的，我们的社会需要道德高尚、知书达礼的君子，但更需要用规则去改良社会并且自觉遵守规则的公民。因此，我们固然欢迎国学私塾的回归，这对于重拾道德传统、增强文化自信，无疑是有益的；但与此同时，光有这个还不够。如果没有社会规则的完善，和人人对规则的尊重，再堂而皇之的国学，也难以杜绝伪君子、小人的滋生，也难以杜绝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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