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张照片，可以浓缩龙震海这十几年的奋斗历程。上图：1990年，龙震海在河北青龙实习经过北京，特意拍照留念。下图：2008年，龙震海在云南文山州矿洞采样。
虽然心里想着老家，但今年，陈国平仍然要守着店铺在桂林过年。
2012年春节，吴炽晓又不能回家。这是她在供职的珠宝公司拍的工作照。
春节，这个绵延2000余年的中国节，对所有华人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记忆和期盼，曾被赋予过太多关于国运、家庭以及个人命运的寄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十年，前所未有的大建设、大运动以及大变革，让国人经历了史上少有的大迁徙和大流变。一代、两代、三代的中国人，离开自己的父母之乡，在异乡去奉献、去奋斗、去谋生，去实践理想，去寻求前途、机会、财富和成功。
即使我们把这种大迁徙的影像投射在桂林一地，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个漂泊的灵魂和一颗颗眷恋故土的心。在所有这些因时代和变革迁徙的人群中，春节对于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除了团聚时刻的象征，是否也是追忆疏远乡情的时刻，是否也是探寻归宿的心路……
在21世纪又一个新春到来之际，我们停住匆匆的脚步，在一种对血脉的追忆和凝聚中，重建我们个人、家庭、家族的心灵家园。
60年代来桂林的东北人
怀念家乡过年的热闹
上世纪60年代，“支援三线建设”的口号声，将赵师傅从沈阳“送”来桂林。
在秀峰街道办解西社区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精神矍铄的赵师傅。
当年，赵师傅是桂林第一批支援三线的工人，来建设“桂林橡胶机械厂”。厂址就在现在的八一桥附近，赵师傅回忆，“当时一起来了1000多东北人。”
在赵师傅看来，桂林人过春节有点平淡简单，而他家乡的年则是人多热闹。
所以，赵师傅一直按照老家的风俗过年。虽然条件简陋，但还是要“隆重地包饺子”，在饺子里放几枚硬币，图个好彩头。
大年初一，赵师傅会照例按照家乡习俗，走亲戚拜年，“亲戚都在沈阳，就到同事家，挨家挨户地拜年。”
40多年过去了，赵师傅已习惯了桂林的生活，但他的后辈仍然延续着东北家乡的过年习俗。赵师傅的女儿虽然嫁的是桂林人，但她承袭了赵师傅包饺子的好手艺，“女婿和外孙女都喜欢吃。”
在异乡过年，保留着家乡的习俗，可能是很多扎根桂林的外地人怀念家乡和亲人的一种方式了吧。
王大姐是赵师傅的老乡，她的父母是第二批来桂林支援三线的工人。刚来桂林时，王大姐读初中。
10多年的北方生活，北方的乡情和年节的习俗，已经深深烙印在王大姐的记忆里，她也不习惯桂林过年的平淡，“感觉跟平常日子没两样。”
每当此时，王大姐就很想念在家乡时，一大家子亲戚聚在一起，大人围成一桌打麻将，旁边肯定站着不少围观的；麻将桌旁边，年轻人在看电视，嗑着瓜子拉家常，不时大笑；剩下的小孩子们，有的在院子里放鞭炮，有的抱着糖果到处跑。
一家人各有各的娱乐，但又能近距离分享别人的快乐。
看电视的可能跑去替大人打麻将；放鞭炮的小孩可能回来吵着要看动画片。“多热闹，年味多浓啊。”王大姐沉浸在回忆中。
不过，王大姐毕竟已经是桂林媳妇了，她的过年习惯也在慢慢向当地风俗靠拢。“现在过年会吃鸡肉、鸭肉。”王大姐说，“在家乡，我们只吃牛羊肉。”而且，现在王大姐不再是当年没有朋友的小姑娘了，“过年能去同事朋友家拜年，没那么孤单了。”
物质之外，那个年代的春节更是一种精神符号。那些漂泊的人们，被建设新中国的激情所澎湃，忘我地工作。但在陌生的他乡，依然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结束一年的劳累，想想家里的老妈妈是不是正在蒸窝窝头、想想家乡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春节更像是一种精神慰藉。
90年代下海去外地的桂林人
和亲人在一起才有年味
一个地方，总是有人到来，又有人离开。
1990年，一部分桂林人悄悄下海当起了商海的“弄潮儿”，并随着“下海潮”漂到异乡。
龙震海回望外出打拼的20来年，说：“下海捞再多桶金，也抵不过回家过一次年。”
接受记者采访时，龙震海还在昆明。即使在电话里，龙震海的每一句话都透露着对桂林春节的深深眷恋，在他心里，桂林的春节，只能用“珍贵”一词来形容。
1991年，龙震海大学地质专业毕业，年轻热血的他选择独自外出闯荡。就此，龙震海开始在南京的几年飘荡。
“刚工作那年的春节，真是凄惨啊！”说起在外地过的第一个春节，龙震海不断唏嘘。
“没钱啊，记得当时南京零下五六度，我穷得连被子都买不起，还是让父亲汇钱过来买的。”龙震海笑着回忆。
穷是穷，但年还是得过。龙震海和一起留下来的3个同事从食堂打了一些简单的饭菜，又特意出去买了一只白斩鹅，还搞了爆炒龙虾。“除了这些，就是喝酒。”龙震海说，几个人疯狂喝酒，把自己灌醉，“为的就是发泄想家的压抑。”当晚，几个人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酒，就知道最后猜码喊得嗓子哑了，喝酒喝得人事不省了，这个年也算过了。
“酸！心酸！”回忆起在外地的春节，龙震海咬牙切齿地形容。
结束了南京的漂泊，龙震海又走了一些地方，2004年，他定在了云南，直到现在。
龙震海说，随着结婚生女以及年龄的增长，他明白了家和责任，现在，即使下一秒要被老板炒掉，他也要回家过年。“在家里，虽然吃得简单随意，但能跟亲人在一起，才算是过年。”
云南有很多少数民族，每逢春节，当地居民过年的仪式丰富多彩，“比桂林热闹。”但这些热闹留不住龙震海，他要回家过年，他要吃桂林米粉，要喝漓泉啤酒，要陪着妻子女儿，要守着老妈妈，还要去姐姐家串门聊家常。
下海潮“卷”出去一批桂林人，而几乎每个人多少都经历过的“异地求学”，更是成了搬运人口的“利器”，那些因读书而滞留外地的年轻人，他们的春节是怎样一番滋味？
吴炽晓是桂林女孩，性格开朗，2011年6月，她从天津职业大学毕业。那一年，刚在天津找到工作的她不能回桂林过春节。
“第一次在外面过年，有一种猜谜的感觉。这个年是过得快乐呢，还是凄惨无比？”她回想，当时公司组织了年饭，“同事们聚在一起，吃得热闹开心。”但吃过年饭后，吴炽晓不能像在桂林过年一样，和亲戚朋友通宵达旦地玩，而是要早点休息，第二天上班。
“一下就尝到了离家过年的悲凉。”吴炽晓说。
即使是通过电话和吴炽晓沟通，记者也能听出来，桂林人心里对家乡、对亲人的那种深深的眷恋，即使年饭吃的是平时吃过几百遍的菜肴，只要有亲人围坐一旁，菜肴也会特别可口。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灯红酒绿却无法抚慰游子的心，而老母亲的一个电话，却会让很多人泪水涟涟，马上就想踏上回家的路。这个时候，家，才是疲惫心灵的皈依之处，春节，则成了这颗心回家的借口。春节，对外出打拼者来说，就是回家去“舔舐”伤口，寻找亲人的抚慰，是来年再度起航的港湾。
正在桂林打拼的外地人
游走在扎根和归乡之间
在同样的城市里，有的人只是过客，有的人却要在这里生根开花。
老家在湖南衡阳祁东县的陈国平就是把家定在桂林的外地人。
陈国平20岁来桂林，学修钟表的手艺。学成后，在观音阁开过修表店，后又转行学手机修理技术，在胜利路开了一个手机修理店直到现在。后来，夫妻俩又在隔壁经营了一家烟酒店。
陈国平在中山北路买了一套房，大女儿已经读高一，小女儿也9岁了。
虽然在桂林奋斗了25年，两个女儿也已经是桂林户口，但陈国平忘不了老家的春节，因为那里“有童年的梦想”。“那时候年轻，一到春节，下了厚厚的雪，就和几个朋友出去打猎，经常能打到兔子。”陈国平回想着当年的情景，眼神里尽是喜悦，“打到兔子后，就拿回来爆炒，香。”
家乡的春节对陈国平还别有一重意义：陈国平的妻子就是当年从桂林回家过年时，家里人帮介绍的。如今两口子感情稳定，听到陈国平谈这个话题，她妻子有点腼腆地笑着说，“谁记得什么时候结的婚啊，还不是1995年。”
如今的春节，陈国平一家过得简单而单调。除夕当天，陈国平和老婆会早点收摊。“以前要次日凌晨2点才收摊，那天晚上10点多就会回家了。”回家后，陈国平一家会围坐在一起看电视，接着洗澡后就早点休息了，因为第二天他和老婆还要做生意。“春节期间的生意最好，要赶着赚钱。”陈国平颇为无奈，但为了生活只能如此。
其实，在陈国平心里，春节是放松的节日，即使没有家乡那种乐趣，也应该和家人一起出去游玩，放松心情。“真要出去玩，也要等过了正月十五以后闲下来的时候。”
和陈国平不一样，陈国平的两个女儿已经是完全的桂林人了，大女儿小艺目前只回过一两次湖南，“她不是很喜欢那里，”陈国平说，“从我们家去她外婆家要爬过一座山，她觉得山路难走。”而且，一旦回到老家，小艺几乎没有朋友，“和表姊妹们不是很熟。”
去年春节，陈国平带小女儿回过一次老家。回来后，小姑娘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外婆的家》。文中写道：“外婆家有弯弯的小桥，还有一大片茂密的竹林……”显然，小姑娘很喜欢湖南老家。但陈国平笑笑说，“小孩子都是图新鲜，长大就不一定了。毕竟她们都是‘桂林人’了。”而当记者问她想在哪里过年时，小姑娘说“桂林”，问她原因时，她低着头不说话，认真地写着字。或许在她眼里，没有什么为什么，生长在桂林，习惯了这里的山水草木空气，也适应了这里的春节。
陈国平的女儿们，来桂林打拼的人群的子女们，家乡的年离他们越来越远。他们已经习惯了过“桂林年”了吧，提起父辈们的老家，也只能是“爸爸的老家”或者“外婆的家”了吧。
和陈国平相反，要不是为了工作，刘娜早就回老家河北去了。现在的刘娜，心心念念都在想“公司能不能早点放假”。
作为广州总公司驻桂林分部的工作人员，刘娜在桂林已经有3个年头了。无论是潮流都市广州还是山水名城桂林，刘娜心里还是最喜欢河北。
“过年一定要回家，从来不在异地过年。”刘娜说话时，很坚定。
没在工作地过春节的刘娜自然不知道当地过节的样子，但对家乡的过节风俗，她津津乐道。“我家是县里面的，除了团圆吃年饭、串亲戚拜年，我们街上还有秧歌。”刘娜笑着说，“其实他们扭秧歌也不好看，天气又冷，但就是热闹。”
最为关键的是，在刘娜的生活信念中，有家的地方才有春节。
“喂！我没订到15号的车票，公司也没放假呢。但我初一肯定在家了，你在家等我，我一定过去看你。”刘娜和河北的朋友在电话里承诺。
从刘娜这种对家的依恋里，我们确切地读到春节所包含的独特人文特征，春节回家，在特殊节日里畅快地去流露对家对亲人的眷恋，这不只是一代人或几代人漂泊之后的慰藉之法，它也会是今后很多人在饱经漂泊和沧桑之后的心灵慰藉和皈依。
每逢佳节佳节倍思亲。不管是春节还是其他传统节日，所有漂泊在外的中国人，都会想起亲人，想起故乡。这种对于亲人和故乡无尽的思念，成为中国人生命中难以割舍的部分。
中国人为何如此眷念故乡？从地理学的角度，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根据。
中国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西边是连鸟也飞不过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东边和南边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西北则是沙漠和高山。在古代，这些都是人力难以穿越的天然屏障，这就决定了过去的中华文明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文明。中国唯一没有屏障的方向是北边，历史上中原和外族的战争，几乎都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有关。但是，即使这些游牧民族以武力征服了中原，也很快被更为高级的农业文明所同化。
此外，中国地理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还有源自青藏高原、由西向东横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黄河和长江的存在，使一个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成为必须。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对全国资源进行调配，治理年复一年的河患。
可以说，中国地理上的这些特点，很大程度决定了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大致形态和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大而言之，这使得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正来源于此；小而言之，也就决定了中国人安土重迁、轻易不愿离开家乡的特点。当他们为了功名、生存等原因而不得不离开家乡的第一天起，其实就是他们思念家乡的开始。诗人们用诗歌表达这种思念，而官员们“退休”后的最大愿望，往往是回乡养老。毫不夸张地说，故乡，就是中国人对于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具体载体，也是所有华人心灵的归宿。
当然，现代科技的发达，已经使得高山、大海很大程度失去了文明屏障的意义，也使得人口的迁徙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频繁。在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更是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迁徙到世界各地。伴随频繁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以及随着先辈出生地的不断变迁，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故乡，似乎已不再那么确定。上一辈人的他乡，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辈人来说，却是更容易感知和把握的故乡。而下一辈人的故乡，又在何处呢？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他乡的春节，虽然依然充满对故乡的思念，但这种思念，却因为已经成为大多数现代人的常态，就不如古人那么来得刻骨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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