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间一伐木点。

一辆偷运车冲卡被执法车截停。

    前不久，灵川县大境瑶族乡新寨村，一位林农因为砍伐自家的一片山林并将林木运出山外而险些入狱，这事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

    在当地，很多林农是靠山吃山，如今砍自家的树怎么倒成了“乱砍滥伐”？这让林农们心里忐忑不安：以前鼓励我们多种树，我们花了一二十年时间去种树，现在眼看树木成材，却又不给砍了，我们的血汗不是白费了？

    而另一边，当地林业管理部门却要依照法律规定，只对有采伐指标的林木放行。

    于是，林业检查站就成为山里和山外的分界线，也成为那些想将自家林木运出山外的林农与林业执法人员展开拉锯战的“战场”。

    在这场拉锯战的背后，一面是林农们对采伐证难办、税费过高以及采伐指标分配不够透明的抱怨，一面则是林业执法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坚守“阵地”又难获林农理解的尴尬。

    林农的困惑：砍自家的树也犯法？

    新寨村位于大境瑶族乡南面约8公里处，是个很偏远的小山村，每天只有两趟班车进出。

    12月19日上午，穿过村口的一片红枫林，记者走进了这个小山村。远处山林起伏错落，满目皆绿。而近处的几座山上，绿影中显现出几块秃黄，看得出那里的树木刚被砍伐。

    在离村两里远的山上，记者找到村里前段时间的“新闻人物”——— 刘乔生。

    一个多月前，刘乔生拉着几个立方的木头出山，结果在大境乡林业站被拦下来。随后他被告知，因无采伐证、运输证，滥伐生态林，要受处罚。

    执法人员随后去了他的那片山林进行实地调查，最终核准他乱砍滥伐的生态林数量为8个立方米。执法人员告诉他：“你再多伐一个多立方米，按照法律你就得坐牢了。”

    刘乔生当时被吓出一身冷汗。在他看来，自己的山，自己的树，自己砍出去卖，怎么就犯了法？

    刘乔生告诉记者，他原来住在山上的碗塘村，父亲留给他的50亩山林也在山上。今年初他准备在山下建新房，需要木材和钱，所以他就在自家山上砍了点树，想拉出去卖，没想到差点坐牢。

    执法人员的解释，让刘乔生第一次知道，法律确实是这样规定的。

    我国《森林法》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刘乔生采伐的树木，就属于采伐自留山这一种。

    而我国《刑法》规定，违反《森林法》规定滥伐林木，可视数量，分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或者处三到七年有期徒刑甚至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关于滥伐林木构成犯罪的“数量较大”界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以10至20立方米为起点，50至100立方米则为“数量巨大”。

    刘乔生滥伐林木未到10立方米，只受行政处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3倍至5倍的罚款。

    困惑的背后：林农为何“乱砍滥伐”？

    但和刘乔生一样，在遇到林业执法人员之前，对这些法律一无所知的林农在当地并不少。他们有着自己简单而朴实的道理——— 砍自家的树，就像割自家田里的稻，这也会犯法？

    12月20日中午，记者从永同村委去往大毛坪自然村，在10里长的盘山路上，巧遇四五个人在砍伐。村民舒丁红告诉记者，这里的5亩山林是他家的，现在盖新房需要砍点树自用。当记者询问他是否知道砍树需要办采伐证时，他略带犹豫地说：“自己用的话，不用办证吧？”

    但对当地另一些人来说，“乱砍滥伐”则并非不懂法而为之。

    新寨村的秦斌告诉记者，法律法规他都知道，但砍树是迫不得已。新寨地处高寒山区，没有田地，村民一辈子靠山吃山。

    新寨村村委主任王山忠说，村里近20年的状况一直不好。没划为生态林区前，村里响应政策封山育林，每年分到的采伐指标却很少，每户每年只有几立方米，这点收入不够生活。

    划为生态林后，每亩山林每年生态林补助不足5元，全村8万亩山场，一年获得补贴款35万元左右，而全村390余户一分摊，每户年收入1000元不到。靠补贴过日子，不够。村委曾向有关部门建议过给予限额采伐以保障村民生活，但法律却不允许这样的做法。

    2008年雪灾过后，在清理雪压材过程中，村里大量林木被砍，已达不到生态林区要求，补助停发，目前的境地很是尴尬。王山忠说：“你说我们村是生态林区吧，又没有生态林补助了；说不是生态林区吧，又仍按生态林区管制，不给办采伐证，不给砍树。村里老人要吃饭，孩子要上学，收入哪里来？不砍树卖钱怎么办？”

    王山忠觉得，提倡封山育林，相应的惠农政策就应该跟上。否则，脱贫致富对靠山吃山的村民来说，想都不敢想。

    林农的抱怨“采伐证”难办

    一方面是山民们为了致富想着砍伐，一方面是法律在制止“乱砍滥伐”。于是，一张采伐证在当地成为香饽饽。

    林农们告诉记者，谁能办到一张证，就能光明正大砍树卖钱，否则只能偷偷摸摸砍。

    新寨村的秦斌就曾为这张证“疯狂”过。

    2008年，一场冰灾毁坏了当地大批林木，为清理雪压树木补种新树，被禁伐了六七年的新寨村分到了限额采伐指标，秦斌也提交了办证申请。后来别人拿到了证，他的没批下来。他去闹过几次没有结果，最后他就把雪压的几亩林材砍了，重新种上杉苗。他说自己知道这是违法的，偷运林木出去卖的时候也被罚过钱，但他说这也是没办法，采伐证不好办了。

    记者随机采访了当地一些杂工、摩的司机和小贩等10来人，他们当中多数在当地也有自留山林，少数还帮外来老板伐过木。他们都觉得在印象中，采伐证确实不好办，手续很复杂很费时。他们告诉记者，一般的农家，每次只砍几个立方米的树，很多人会嫌麻烦而懒得去办。有的说：“只有那些专做木材生意的老板，才有精力天天去盯着办手续。”

    采伐证到底怎么办？

    记者从灵川县林业局办证大厅了解到，申请人首先要提交采伐申请报告，说明采伐目的、地点、林种、树种、林况、面积、蓄积、采伐方式和更新造林的时间和措施等，然后要带上拟采伐林木的权属证明到村委审核盖章，同时书面申请需要张榜公示7天。在无异议情况下当地林业站才根据采伐申请进行伐区调查和采伐设计，经初审后转交乡（镇）政府审核，最后交县林业局审批，通过后才允许按采伐证进行采伐。

    通常，这个申办过程需要半个月到1个月时间。

    大境乡永同村村支书曾金旺说，他个人觉得现在办证比以前好办，永同村约350户人中至少有200户办到过证。

    一位叫舒良恩的老板在当地做了15年木材生意。他认为办证要知道窍门，他的心得是，“不要去打生态林区的主意，谁去办都不会有指标。如果是那些杉树、松树这类材木林，办证是不难的；而那些自然生长的杂木林属于保持水土林木，采伐指标少，我们一般很少去碰。”

    执法的尴尬：艰苦蹲守却难获理解

    在当地，不管是压根就没想过要办证的、或者想办证又因各种原因没办到的，人们将木材运出山去卖的举动始终没间断过。

    当地林业部门执行法律规定的打击无证砍伐、保护森林资源的任务也就变成365天、天天24小时的事。

    设在乡政府所在地附近廖家村路边的林业工作站，成了木材偷运者与执法者展开拉锯战的“战场”。

    有当地山民笑称，就像猫抓老鼠，一个24小时睁着眼睛等着逮人，另一个则总想找着“猫打盹”的时候溜过关去。

    12月19日和20日的下午，记者都在这个站里采访。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都很警惕，即使与人交谈，也会时刻注意着外面公路上的动静。

    20日下午5点，一辆满载木材的农用车从站外呼啸而过，站长刘雨民和他的同事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出去启动汽车追了上去。追出约2公里才将这辆车截停，将一车木材扣回站里，对司机进行处罚。

    司机宁某说，车上装的是烂在山间的雪压材。他承认，没有采伐证和运输证。

    刘雨民说，像这样的追踪是家常便饭，工作站里摆着四张床两张办公桌，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吃住在这里，紧盯着偷采偷运行为。

    但他也坦承，虽然设了卡，但管理难度仍很大，全乡范围太广，平时巡逻有限，而且出乡公路并非这一条，很多偷伐偷运都未能发现。

    林业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也知道很多林农在抱怨“税费高，证难办”。

    据了解，当地办证采伐要交纳育林金和综合差两块税费。育林金是按国家规定最高不超过林木产品销售收入的10%计征，综合差则是当地林业部门征收的一个款项，按木材的市价收取每立方米数十元至上百元。正是这一块收费，是林农抱怨最多的。

    灵川县林业局罗全英局长介绍，收费款项经过物价部门审核，综合差指的是木材加工那块。作为地方林业部门，他们其实也不愿去收，宁愿让利农民，减轻农民负担。但灵川林业部门现在仍是自收自支单位，有300多名员工靠自己养活。

    关于山民们认为的“证难办”问题，大境林业工作站的刘雨民站长解释，经常有两个条件会卡住林农办证，一是申请采伐林地有权属纠纷，二是涉及生态林。他说，只要条件适合，能批就批，绝不会为难林农。比如今年大境有1万立方左右的采伐指标，从今年7月指标下发至今已经办了81张采伐证，下发指标6000多立方，来申请办证的最多的有200多立方，最少的才6立方，都批了。

    刘雨民承认，尽管这样，仍有办不到证的林农会产生误解，认为是林业站卡住他们的指标给那些木材老板了。这也是林业站工作的尴尬之处。

    记者注意到，《森林法》规定的采伐指标，是国家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制定后逐级下发，以此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但其中对采伐指标具体调配方式如何实现公平和透明化方面并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基层林业站自主度量空间很大。

    几年前，灵川某林业站的站长曾因违法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及受贿被判刑。当地检察机关因此向当地林业部门提出过将采伐指标透明化的司法建议。2008年，也曾有政协委员提交过关于将采伐指标透明化的提案。

    罗全英局长介绍，按照现有法律法规，还没有这类具体规定，因此在透明度方面，目前只能做到将采伐申请进行张榜公示。

    市林业局林政科的蒋倡科长告诉记者，目前自治区相关部门正在就采伐指标透明化的相关规定进行讨论，今后若有这方面规定出台，桂林各林业部门定会照章执行。

    看来，砍还是不砍，到底该砍多少，林业管理部门和林农各有打算。

    林业管理部门是法律意义上的森林守护者。按照《森林法》规定，他们当然有权限制林农砍伐的数量，防止乱砍滥伐行为的发生。往高了讲，这也是为了保护森林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但对于现实中的林农来说，树木不仅仅意味着生态和环保，更意味着经济收入。靠山吃山，他们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想多砍点树去卖，从情理上讲，也可以理解。

    看上去，林业管理部门和林农之间的这种态度非常对立，但并非不可调解。说到底，砍还是不砍，到底该砍多少，本质上是一个度的把握问题。把握好这个度，矛盾也许就会迎刃而解。

    而要把握好这个度，最关键的还是要实现森林砍伐指标管理的透明化。

    不透明的管理，容易让林农产生误会。比如林农们抱怨的“证难办”问题，通过记者的调查和有关负责人的解释，我们得知，造成“证难办”其实有很多原因，比如审批程序多、时间长，以及砍伐指标有限。但对于绝大多数林农来说，由于不知情，就容易归咎于管理部门。特别是砍伐指标，由于涉及每个林农的切身利益，如果分配上不透明，一碗水当然就难端得平，而林农也难免会有意见。

    因此，我们认为，要疏解管理部门和林农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固然要尊重林农生存发展的意愿，加强对他们的普法教育，引导他们依法对山林进行科学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另一方面，最有效的手段还是要让林农有充分的知情权，要把包括砍伐指标分配在内的所有管理措施，全都放到太阳下面去。这样，谁能砍，谁不能砍，到底能砍多少，都摆在林农的眼前，让他们去比较去评判，这才能让每个人都心服口服。

    这样的透明化，其实也是对林农最有说服力的普法宣传教育；也只有在透明化的基础上，管理部门和林农之间才有望建立互信的关系，对山林生态的可持续保护，才有望进入良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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