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在行动。广东省委全会已经做出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要建立覆盖包括外来常住打工者在内的所有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外来工将成为广东社会建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从今日起，本报推出关注广东流动人口系列报道，记录广东流动人口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探讨社会管理存在的漏洞以及应对之策。

　　○近年来，广州天河、番禺等新城区人口激增，导致社区膨胀，出现“万户居委”已较为普遍，目前已知户数最多的社区是番禺洛浦社区的丽江居委，一个居委会辖内竟有12088户4.6万余人。

　　○社区膨胀已是既成事实，但居委会的增设却并未同步。据了解，近年来人口大增的员村社区翠湖山庄居民与物业公司发生多起激烈争执，甚至发生暴力冲突事件。

　　9月临近，在东莞打工的周国胜已满6岁的女儿小洁正面临入学问题。“以前上幼儿园费用还可以接受，现在上一个私立小学，每学期就要交3800元，而公立学校就只要几百块钱，但又进不去。”周国胜对女儿的未来表示担忧，把孩子放在家确实舍不得。

　　“积分入户政策对我们来说要求还是太高。”周国胜说。他认为城市在经济、文化、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各种社会资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再加上女儿回去肯定很难适应，一家人很希望成为“新莞人”。

　　像周国胜一家这样，想在广东扎根的“事实移民”并不在少数。有统计数据显示，我省农民工中居住在出租房和单位内部宿舍的比例已占到农民工总数的86.37%。广州市近些年的流动人口中，有10%左右的人口会在城市逐步沉淀下来，而珠三角其他城市则高达20%稳定居住在城市中。

　　“农民工居住形态的稳定性正在不断提高。”广州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谢建社说，现在农民工正从以前男劳动力外出“独闯”，逐渐演变成现在夫妻两人同时外出务工以及携子女外出流动的形式，农民工家庭化流动的趋势明显。

　　确实，越来越庞大的“事实移民”群体正拷问珠三角社会管理的水平。

　　新移民沦为城市“贫民”

　　拖家带口成为这一带农民工的特点。男人大多从事废品收购、建筑、装潢、运输等体力劳动，女人负责在家照顾年幼的孩子

　　周国胜只是全省众多外来工的一员。纵观全国，截至去年年底，外来人口已经超过了2.5亿。

　　28岁的李志明是山东菏泽人，目前租住在广州市海珠区。刚到广州时给人开出租车，有了一定积蓄后，开始自己做水产生意。近些年陈志明的生意做得还不错，就把老婆孩子也接到广州住，李志明的愿望就是“当城市人”。

　　25平方米的出租屋，简单的家具，昏暗的光线，这是李志明一家三口在广州的“家”。在“家”里，李志明对记者说：“虽然条件很差，但一家人能在一起就已经满足了”。

　　在珠三角采访时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观念更新，与以前一心想着“打工”、“流动”不一样，如今许多流动人口已经不再频繁流动，而是追求与现居住地的融合。“城市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一些流动人员到这些城市后就不愿离开。另一方面随着留守儿童问题的恶化，农民工外出打工遭遇情感危机的情况增多，如今带着妻子和孩子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对这种现象，谢建社这么分析。

　　有资料显示，1982年，广东暂住人口不足50万人，目前实际超过3000万人，居全国各省份之首。外来人口急剧增多，广东公安机关实际管理人口超过1.2亿。广州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外来人口。被称为“民工城市”的东莞，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之比为1：6。

　　湖南人宋浩一家租住在广州天河龙洞村民的出租屋。简陋的土坯房建筑，下雨时还会漏水。这里像宋浩这样的租客很多，以来自四川、湖南的农民工为主，拖家带口成为这一带农民工的特点。丈夫们大多从事废品收购、建筑、装潢、运输等体力劳动，妻子负责在这里照顾年幼的孩子。

　　“钱虽然赚得不多，可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很幸福。”1981年出生的宋浩主要工作是收废品，每天他和妻子把附近小区收来的旧报纸或塑料、纸箱卖给天河一个资源回收公司。“我们的情况不错了，一个月好的时候能挣上3000—4000，有些家庭靠老公一人打工，生活得更艰苦一些。”

　　宋浩说，他以前的目标就是挣钱买一个小一点的两居室，看着节节上升的房价，他这个希望也在破灭。“不过我们还是不想回乡下去，不管怎么说，广州还是有钱可挣的”。

　　“万户居委”较为普遍

　　广州番禺区洛溪板块的洛浦街道办事处共有六个社区居委会。除了珠江居委会住户数量不明之外，其他的五个居委户数都在6000户以上

　　在天河棠下，中山大道的一边是密密麻麻的城中村，住着数以万计的外来人口；而对面则是广州的大型社区骏景花园。

　　骏景花园从1998年起开发，住户刘小姐清楚地记得，那时买房入住时还仅有100多户，如今成了天河住户数最多的社区，总户数达9300户，人口超过三万人。如今骏景居委会十来个人不仅要管理这个庞大的社区，对面棠下村“村改居”后，有一部分也划过来归他们管了。据了解，“村改居”之后，社区的成份就复杂多了，居委会管辖的范围不仅有大型的商品房社区，而且还有改造了的城中村部分出租区。

　　“工作太琐碎，基本上没得停，有时一天说话说得口干。”骏景居委会陈阿姨对记者连声喊苦，以前居委大妈与辖区的住户多是熟面孔，一个居委会不到1000户，多是老街坊，工作好做得多，有什么事叫一声就行了。

　　她告诉记者，现在最麻烦的是在不少高档社区的外面，很多就是城中村的出租区。两者贫富对比非常强烈，因此城中村流动人口到高档社区偷窃的事件常有发生，尤其是春节前发案最多。

　　近年来，广州天河、番禺等新城区人口激增，导致社区膨胀，出现“万户居委”已较为普遍，目前已知户数最多的社区是番禺洛浦社区的丽江居委，一个居委会辖内竟有12088户4.6万余人。

　　按规定，广东省社区规模达2000户可设一个社区居委，3000户以上为大型社区，而事实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以广州天河区为例，截至2010年末，天河区常住人口为143万，其中外来人口88万；全区共设有200个社区居委会，其中规模为2000—3000户的有56个，3000户以上的达到74个。大型社区占了总社区数的37%，已达1/3强。

　　广州番禺区面临同样的困境。洛溪板块的洛浦街道办事处共有六个社区居委会。除了珠江居委会住户数量不明之外，其他的五个居委户数都在6000户以上。

　　广州大学谢建社教授说，古代“万户侯”是英雄们的理想，“侯”下面设立的机构足以让他们呼风唤雨。但广州的“万户居委”只有十多个大嫂、大妈。而根据规定，广州居委会要承担社保、低保、计生、人民调解有关具体事务、出具各类证明材料等200多项行政任务。

　　近年来广州天河、番禺等新城区人口激增，社区膨胀已是既成事实，但居委会的增设却并未同步。据了解，近年来人口大增的员村社区中的翠湖山庄居民与物业公司发生多起激烈的争执，甚至发生暴力冲突事件，但是有2000—3000户的翠湖山庄却没有专门的居委会。

　　外来工子女谁来管

　　外来工孩子无论是学前的教育，还是以后的九年义务教育，在东莞这个庞大的流动人口集中地都显出了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东莞，记者发现随着外来工家庭“定居”情况增多，孩子也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记者发现，不仅夫妻俩带着孩子住在出租屋，居然还有一些单亲母亲也把孩子带在身边租房居住。一位单亲妈妈告诉记者，她不相信男人，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然而，即使许多外来工把孩子带在身边寄予希望，但由于收入低进不了当地幼儿园，忙打工挣钱也管不了孩子，东莞成为儿童丢失最多的城市，这些孩子几乎都是外来工的孩子。而孩子长大了入学困难未受良好教育，过早在社会上游荡，有人不愿意打工就在街头抢劫，抢耳环、抢项链、抢手机的事情非常频繁，很多女孩子出门耳环项链都不敢戴。因此外来工居住的城中村治安问题也成了管理的死角。

　　当记者要去采访东莞流动人口所住的城中村时，所有熟悉那里的人，都警告记者说，外来工聚集的村镇已经成了无人管理也无人问津的混乱地带，连孩子都会跑出来抢东西。

　　记者了解到，在这些治安不好的城中村，这两年东莞失踪儿童的现状令人担忧。从2000年至今，东莞到底有多少名儿童失踪，始终是一个谜。有人说是上百名，有人说最高数据甚至达到了几百人。尽管说法不一，扑朔迷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其中被警方解救出来的孩子寥寥无几。前年，部分失踪儿童家长自发成立了“寻子大联盟”，成员不定期地聚会互通寻子的信息和线索。

　　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目前联系上的失踪儿童家长，东莞地区的有33人，主要分布在东莞市的石排、塘厦、樟木头、大朗、虎门、东城等镇区。

　　出于对外来工孩子的极度同情，2004年香港资深社工徐祥龄和妻子谭翠莲经过漫长而困难的申请过程，在隔坑创办了社区服务中心，专门帮忙照顾外来工的孩子。

　　谭翠莲告诉记者，由于他们的力量非常有限，那些进不了幼儿园的外来工孩子他们也无法接收。只能帮助一些上了小学的孩子进行课外辅导。据记者了解，该中心还是唯一一个被东莞政府承认的海外社工机构。有知情者告诉记者，其实有不少海外NGO组织希望到东莞帮助外来工子女，但是有关部门却有更多的考虑：担心外来工被海外的某些势力所利用。

　　因此，外来工孩子无论是学前的教育，还是以后的九年义务教育，在东莞这个庞大的流动人口集中地都显出了不可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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