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文物普查中,考古队员在记录、收集洞穴遗址资料。 (■陈声俐 摄)
大岩遗址中发掘出的部分骨器。

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考古队员找到的先民遗留下的兽骨和陶片。(■韦军 摄)
桂林洞穴遗址是喀斯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古人类遗存,经过2008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桂林新发现22处洞穴遗址,使桂林市城区和临桂的洞穴遗址总数从原来的49处提升到71处,桂林一跃成为中国目前洞穴遗址最多的城市。
因山水而闻名,更因史前文化而厚重,桂林群落洞穴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桂林人迹自古就已映照在我们的山水洞府间。这片土地,不仅为当今的人们所羡慕,也同样为远古原始先民所钟爱。
这些洞穴遗址的发现过程对桂林而言,不仅有着重大的历史和考古意义,还代表着桂林人数十年来寻根的旅程。
追寻刻录历史的残片
有人说,桂林人脚下的泥土都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积淀,每一个山洞里,都会有古人留下的宝贝。
第三次桂林文物普查队副队长韦军说,也许这句话对了一半。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桂林新发现的22处洞穴遗址,多被不同程度破坏,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古人的痕迹和历史的印记。
目前,22处遗址以雁山区、临桂县二塘、四塘、六塘一带分布较密集。
其中之一的牛栏洞洞穴遗址,位于雁山区大埠乡牛栏山东西山麓,为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牛栏山为高10余米孤峰,在东侧洞口附近,发现仍有少量螺壳化石。而在洞外,砾石之中,普查队员找到了十余件石器、食草动物牙齿和兽骨数件,证明这里曾经有古人生存过一段时间,应处在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之间。
“我们很高兴有新的遗址出现,但也有自己的忧虑。比如牛栏山,上20世纪70—80年代,村民将此洞长期作为牛舍使用,洞内多次平整。其中洞内最重要的文化堆积在最近一次的工程施工中已部分破坏。”韦军说。
与牛栏山洞穴遗址类似,另一处在市区内的中隐山岩洞穴遗址,也遭遇了相当程度的破坏和挖掘。这些遗址,有的建过庙宇、修过牛栏、做过防空洞,有的被当地村民无意识地挖肥料、搞过蘑菇等经济作物种植洞内,遗物只剩下石器、兽骨、陶片、螺壳等。
韦军说,新发现的22处洞穴遗址,虽然有一些破坏,但对桂林来说,仍然意义重大。22处遗址,占桂林谷地内发现洞穴遗址总数的30%以上,大大增加了桂林洞穴遗址的数量,同时也为研究洞穴与人类的关系、研究桂林史前人类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探索漓江生命的起源
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之前,桂林已经拥有49处洞穴遗址。考古学者们在探索一个个洞穴遗址的过程,也是桂林人寻找自身起源的过程。
1965年,桂林建国以来第一支文物普查工作队,对桂林市文物进行普查,甑皮岩洞穴遗址破土而出。第一任桂林博物馆馆长张益贵回忆:“在甑皮岩,第一眼看到的是好多螺蛳壳、蚌壳,也有骨头,交接在一起,这就基本断定这里曾经有过人类。”
1973年和2001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对这里进行发掘,出土了人骨,亚洲象、漓江鹿等各种动物化石,上千件打磨、穿孔过的石器、骨器、兽牙、蚌壳等,还有上万件捏制的陶器残片。这些线索,把人们的思绪带到遥远的1.2万年前,还原祖先们的原始生活。
甑皮岩的主人们,貌似蛋形的头、低矮的鼻骨、铲形的门齿。他们在漓江边燃起篝火,烧烤着美味的鹿肉,用陶器烹煮着热呼呼的螺贝。
桂林人喜欢“喝”螺丝,吃生猛河鲜,也许就从那时开始。
但“甑皮岩”人的现身,并不是桂林人在漓江边最早的足迹,考古工作者对桂林人类的起源一直在不懈地探索。
遥远的3万年前,在现今师大附中操场边的宝积山南面山脚,一支由古猿进化来的古人,在一处山洞里点燃了桂林人类的第一支火把。
1979年,正在这里进行科普活动的老师学生们,意外地发掘出了两颗人类牙化石,经初步鉴定,距今年代约为三至五万年,它们属于“宝积岩人”。
专家认为,“宝积岩人”是目前发现的桂林最早的远古祖先,这里的遗址的重见天日,使桂林的历史在三万年内得以求证。
历史的无声纪录者
甑皮岩和宝积岩的发现让世人震惊,但桂林洞穴遗址及其背后的史前文化内涵却远不止于此。
在市区轿子岩遗址,发现目前桂林年代最早的屈肢蹲葬;在资源晓锦遗址,发现目前广西发现年代最早的碳化稻谷;在临桂庙岩遗址,发现距今两万年前的马蹄泥塑艺术品……
这些来自地下的发现,不仅把桂林古人传承万年的文明地留给了后人,这些无声的溶洞,还忠实地纪录了桂林近现代史上的一幕幕。
在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桂林文物普查队新登记了5处二战中日军暴行造成人间惨案的“血泪岩”遗址,其中就有雁山镇洞上村大稷岩遗址。
1944年,日军为打通所谓“大陆交通线”而发动“湘桂战役”,在乡村大肆烧杀劫掠,留下了累累罪恶。
根据洞上村村民的口述,那年11月6日,洞上村大稷岩内208位老人、妇女、孩童被日军熏杀,当年绝大部分的人都躲在较高的上层和中层洞穴里,日军熏杀后上洞和中洞的逃难者几乎无一幸免,超过当时洞上村人口的一半以上,家家户户有人蒙难,20多户只剩下父子或爷孙,洞上村成为名副其实的“寡公村”。
桂林的洞穴遗址不仅是古人类文化遗迹聚集之所,更成为桂林近代历史的见证者。
填补古文明的空白
这些遗址,犹如一本万年地书,揭示了桂林从古至今人类文化发展的脉络,填补了桂林史前至少5000年的历史,对寻找桂林人文历史的根源,意义深远。
市文物部门介绍,到目前,桂林已发现洞穴遗址71处,是目前中国发现洞穴遗址最丰富、最集中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在2008年进行实地调查登记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就新发现23处。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说,这些洞穴遗址大致分为甑皮岩聚落群、大岩聚落群、庙岩聚落群等三个聚落群,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12000至7000年,建构了华南地区史前文化基本发展序列。这么丰富和集中的大规模洞穴遗址,从目前全中国的考古发现来看,只有桂林具备。
近日,国家文物局举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评选,桂林洞穴聚落群也成功参评其中。
此外,今年10月,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甑皮岩考古遗址被列入立项名单。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的负责人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地处城区范围的桂林洞穴遗址保护问题也日益突出。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可以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好地保护桂林洞穴遗址群,也可以使洞穴遗址群融入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中。
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介绍,未来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以甑皮岩遗址为中心基地,辐射整合桂林洞穴遗址群,丰富完善桂林城市公园形态,成为对中国史前洞穴遗址群的保护研究和展示利用具有示范作用的大遗址保护工程
以洞穴文化重新构建桂林山水之美
■陆汝安
我们往往以为,一个景观,不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本身足够优秀,足够美丽,足够动人。其实不然,很多时候,影响一个景观知名度的,经常取决于人类主观因素,而不仅仅是景观本身。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经制作过一张国家风景旅游名胜区的分布图,编辑们惊讶地发现,这些由国务院颁布的名胜区,绝大部分分布在人口密集、经济繁盛的中国东部地区,却鲜见于集中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雪山、湖泊、峡谷、高原等景观的中国西部地区。
这真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一个景观的知名度,更多地取决于人类对它的认知和建构。由于自然条件限制、人类难以接近等原因,中华文化长期以来就缺乏对雪山、高原的审美,汉语中称颂雪山、高原的词汇少得可怜,因而人们对这些景观也敬而远之。反观东部景观,千百年来,称颂的诗词歌赋绵绵不绝,景观的文化内涵不断加厚,知名度自然就越传越大。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倘若没有“桂林山水甲天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愿作桂林人,不愿作神仙”这些优美的诗词,没有《刘三姐》、《我想去桂林》这样的文艺作品,桂林山水可还有今天这样的盛名?
因而,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桂林山水的内涵:能否在“自然美”的天赋内涵之外,再注入一些“洞穴文化美”的内涵,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构建,使桂林山水景观的内涵更加丰富、更加立体?
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国是世界上岩溶类型最齐全的岩溶大国,而桂林堪称世界上最典型的岩溶地带之一,洞穴也是桂林分布相当普遍的地貌。由于地处亚热带,桂林的洞穴夏凉冬暖,这就为原始人类的居住提供了合适的条件,因而也才有宝积岩、甑皮岩这些原始人类居住遗迹,因而桂林也才以71处洞穴遗址成为中国目前洞穴遗址最多的城市。宝积岩、甑皮岩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广西是蒙古人种发祥地之一,也说明了桂林具有历史悠久的洞穴文化。桂林的“寻根”之旅,其实不也正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寻根”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像桂林这些具备如此重大意义的史前人类遗址,却因为种种原因,其知名度和北京周口店人、平顶山人、山西半坡人相差甚远。
桂林洞穴文化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还包括千百年来无数政客文人留下的洞穴摩崖石刻。据统计,历代留下的摩崖石刻近2000件,这些摩崖石刻,不仅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具备极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如果说桂林曾经是史前人类的栖息之地,那么她也是摩崖石刻的荟萃之地。
这使得桂林洞穴文化有了极为丰富的内涵,足以在自然风光之外,形成桂林山水之美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键是,我们现在对它们的主动构建似乎还远远不够,这种构建,建立在对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的进一步挖掘和发扬光大的基础上。至于构建的形式,不妨灵活多变,相互助力,比如考虑建立洞穴文化研究中心,举办洞穴学术研讨会并使之常规化,再比如借助各类媒体,通过讲好洞穴的故事,来对洞穴文化进行推广。
通过这种种或潜移默化、或立竿见影的宣传推广方式,我们相信,假以时日,终有一天会使桂林洞穴文化深入人心、名声远播,进而成为桂林山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世人提起桂林,不光联想起优美的山水,也联想到博大精深的洞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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